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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40年中的那些第一,你记得多少?

  40年前,在一间破草房里,一个叫严宏昌的人,带领村里18户农民在一张包产到户的“生死状”上摁下了红手印。

  他们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,首创“大包干”联产承包责任制,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。

  在当年,干这件事,是要冒着坐牢的风险。

  安徽滁县(今滁州)小岗村村民立下“生死状”的那一刻被定格在历史瞬间。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“伟大的变革——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”上,十八颗红手印引来不少观众驻足。

改革开放40年中的那些第一,你记得多少?

  国是直通车 孙秋霞 摄

  事实上,在改革的浩荡浪潮中,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,这些亲历者均有着不同的故事。

  换一种活法

  上世纪70年代,滁州遭遇特大旱灾,造成粮食大减产,农村经济极其困难,大部分农民均出门逃荒要饭。

  1978年夏秋之交,29岁的严宏昌决定换一种活法。

  “我们有手有力气,我们有小岗这片土地,为什么我们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?”严宏昌扪心自问。

  后来,他找到村里的长辈,问小岗村究竟该怎么干?年龄稍长的人告诉严宏昌,“只要能将地分给我们干,我们都能保证能干到粮食够”。

  当时,包产到户人人想干,但没人敢干,严宏昌还是决定赌一把。作为村里的副队长,他告诉每家每户,让当家做主的留下来,家里其他人出去要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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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国是直通车 孙秋霞 摄

  1978年11月24日,严宏昌将18户人家的代表聚集在一起,签下“生死契约”,打算偷偷地干,甚至连家里人也不告诉。

  他们商量好,要是谁倒霉了,剩下的人排着去给他送牢饭,并把小孩养活到18岁。

  按照计划,村民们打算先瞒一年,等到有收益的时候再汇报。“如果说不准我们干,我们到那时候犯罪,叫我去坐牢,叫我去杀头,这是我们的命。”严宏昌说。

  一年之后,只有100多人的小岗村粮食总产量达到66吨。相当于全村1966年至1970年五年的产量总和。

  然而,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做法却一直存在争议。有一次,在合肥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上,不少人公开反对包产到户。

  但时任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说了实话。他指出,根据调查,增产最多的就是包产到户,其次就是包产到组,再其次增产不多的和减产的就是原来的生产队。

  “我的结论是,队不如组,组不如户。”王郁昭回忆,他说这些话时已经准备被撤职,但“问心无愧”。

  没过多久,中央终于对农村政策问题有了表态。“可以按照原来的生产队搞集体,也可以包产到组,也可以包产到户,或大包干到户。”王郁昭说,“后来全国99%都搞了大包干,这是农民的选择,全国一下子星火燎原。”

  为自己正名

  一张旧时的营业执照也被放在了展区,它的工商证字号是10101号,是改革开放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。

改革开放40年中的那些第一,你记得多少?

  国是直通车 孙秋霞 摄

  领到这张营业执照的人叫做章华妹,当时她还不到二十岁。从1978年开始,章华妹便在家门口卖起纽扣、拉链等小商品。

  起初,她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家摆摊,遇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员来检查就收摊躲藏。最让她难过的,是旁人的眼光。

  “那时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,人家也是看不起你的,你是生意人,摆摊的。周围很多朋友,本来从你面前走,一看你在做生意就转过去。”章华妹说。

  1979年,温州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章华妹所在的解放北路,并告诉她国家有新的政策了,每个做生意的人都可以申请营业执照。

  “当时我听了以后,我就告诉爸爸。我也没有这个概念,什么是营业执照,爸爸说大概可以做生意吧,你去领吧。”章华妹回忆道。

  1979年12月11日,章华妹来到温州市鼓楼工商所,拿了一张表格带回家,填好后又送回了工商所。

  一年后,也就是1980年12月,章华妹领到了自己的营业执照,成为中国第一个合法个体工商户。

  据章华妹回忆,当时还没有电脑,也没有打印机,营业执照全部都是手写。领到自己的营业执照后,章华妹将它挂在了最显眼的地方。

  短短两年间,温州市申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数量超过10万余户,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,很多温州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“万元户”。

  大胆吃“螃蟹”

  在“万元户”都稀缺的年代,大字不识的年广久靠卖瓜子成为了“百万元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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